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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的秩序与异化的领域——北京大吉片危改项目探索

[日期:201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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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具有时间性,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属于这个时代的一切便成为历史,包括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东西;历史亦具有积淀性,那些有形与无形的东西在演进过程中逐渐沉积,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传统民居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正是这一观点反映到建筑学领域中所形成的范式。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民居的物质外壳与新的生活内容的冲突日益彰显。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来自当地居民的由内而外的改建以及来自市政部门的由外而内的改造使得传统历史街区日益衰退、渐变,甚至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传统街区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挽回的损失。但是,确实有效地改善老街区居民的居住条件,是当前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因此,某些历史街区的改造是必然的。而问题在于,如何去改造?以何种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面,本文以北京大吉片危改项目为例,介绍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最终成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现状

 

  北京大吉片位于北京旧城区宣武门南1.5km处,这一片从航拍图上看有着规整而鲜明的城市肌理。这种呈网格状的城市肌理与存在数百年的四合院民居已经成为北京城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独特的城市肌理与极具韵味的四合院民居形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另一方面,从现状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文物及四合院的现状不容乐观:四合院大部分都变为大杂院,且因年久失修的原因,原有的四合院院落空间基本不复存在;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这片老城已沦为现代的“贫民窟”。

 

  大吉片危改项目的基地里拥有多个历史名人故居和会馆,这使得基地有着独特的特征。大量的文物建筑为该地段增添了浓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特征。特别是在基地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分别坐落着康有为、梁启超两位文化巨匠的故居。在这片基地上,已有9座古建筑被列为保留之列,另有部分保存较完好的建筑按政府先期规划将迁至基地东侧的古建一条街上。

 

1.2 分析问题的角度与方法

 

  《北京宪章》(1999)指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要保证“人类生存质量及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只顾及现代居住的舒适度而忽略地段的历史人文环境显然已不足取,但一味考究传统建筑的历史形式而全面复古更有刻舟求剑之嫌,亦不足取。我们需要恰当的切入问题本质的分析角度。

 

  拉波波特(A·Rapoport)认为,城市形体环境的本质在于空间的组织方式,而不是表层的形状、材料等物质方面;人与环境在人类学与生态意义上的复合关系具有一定的秩序结构和模式,并将其命名为“规则”(Rules),这些都与文化系统有关,共同形成一个“规则和惯例系统”,它超越时间而连续。日本的建筑理论家藤井明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传统聚落的空间构成中,“可以看到以几何学的构图表现出来的经过长年岁月的冲刷而形成的制度,这就是聚落的空间构成图式”。为了厘清潜存于基地上的形态各异的院落与街巷空间形成的本因,在获取全面而详尽的实地调查资料后,我们借用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这片基地上的空间构成图式,并希望借此获得改建时采用何种空间构成图式的依据。

 

 

2. 秩序与领域——对问题的两个分析层面

 

2.1 秩序

 

  美国人类学家伍尔夫(Arthur Wolf)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民间文化的信仰内涵,他指出汉人民间信仰以神、祖先和鬼这三类崇拜对象为轴心,营造出一个象征社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等级制度,同时把这个制度用来象征民间对于社会关系的分类,以神代表社区,祖先代表家和家族,鬼代表居于家庭和社区之外的陌生人。其实在神、祖先和鬼之外,中国古代民间的崇拜对象还包括天。这套民间崇拜体系与明清理学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关系逻辑是一致的,它们都源自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体系。这样,官方倡导与民间崇拜共同作用构成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观念。

 

  等级秩序观念以及经济基础、地形地貌、民俗礼仪等因子作用于传统居住形态,使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秩序化倾向。在北京旧城,等级秩序观念较之其他因子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因而,北京的四合院群落具有很强的秩序性特征:拥有明显的居住单元;家族聚居图式是国家权力下放至族权、夫权等权力构成系统的体现;邻里交往空间在早期的四合院群落中被弱化(独户独院),而在后期的“杂院”中被加强(多户共同聚居于一座大院);街道不具备居住性,这显示出在社会权力构成系统中,等级壁垒森严,生活被规范于严格的形式秩序之中;内向院落是主要的生活空间,人们的活动多限于家族内部。

 

2.2 领域

 

  领域具有可视与不可视两种边界。可视边界,如墙壁、屏障等具有明确的限定性,是防御物理性入侵的边界。除此之外,还有不可视边界,当你进入一座内院,常会迟疑却步,这即是不可视边界在发挥作用。不同性质的领域可以拥有相同的边界,甚至空间形态,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领域中物的共有性的不同。物的共有性反映了人类意识中的共有关系,人类意识的共有关系才是判断领域性质的关键。人类对故乡的领域感不会因其实体形态的消失而消失,只要故地存在,人类意识中的共有关系的认定即会令人产生亲切感,领域中所发生的人类行为因此也变成一种共有关系确认后的行为。

 

  再回到领域的边界这一纯粹的建筑学问题,在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群落中,院落与院落之间的领域,如街巷、门前空地、胡同等,是公共的,可穿行的;尽端空间,如死胡同之类,其公共性降低,间或有家庭生活行为的延伸。宅院的大门与街道形成一定的互渗关系,使宅院的表层(即大门入口空间、大门至影壁之间及影壁至前厅之间)与街巷形成通连关系。国家权力与文化制度通过这一传播途径控制每个家族。住宅表层的活动者多是男性,这又一次显示了国家权力对男性权力的下放,而在宅院深处的女性只有借助男性话语的传递才能介入国家与社会生活。再看宅院空间中的内庭院部分,因其大部分为家族私用,所以基本无公共性可谈(个别家族的戏院空间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亦须主人邀请方可进入),尤其是宅院深处的庭院,多为女眷使用,男性佣仆亦不可轻入。

 

 

3. 现实问题的解决

 

3.1 弱化的秩序

 

  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使得传统居住空间构成图式所赖以生成的秩序观大为消减,已无法产生家族聚居的社会土壤。从居住区规划的住宅单体与组团层面分析,均不存在等级的高下,转而追求的是各单体住宅的均好性。但就整个片区来说,秩序是依然存在的,方案构思中首先让路网结构和建筑的构成形态承继该地段固有的肌理,同时组团空间的处理上,以其相互间的错落围合来呼应四合院空间结构的层层展开、相互渗透的关系,以此来隐喻居住的内在秩序性。通过这些设计上的处理,力求城市肌理在大吉片危改项目中能够得以延承。除此之外,设计的秩序性还体现在贯穿基地的一个“历史斜轴”上,这条轴线贯穿基地的西北与东南角,隐喻历史秩序仍潜隐在人们的居住与生活行为中。这条轴线经过康有为、梁启超故居以及基地中部的莆阳会馆。历史赋予了这条轴线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设计中把这条轴线作为贯穿整个社区的步行系统来考虑,组团的分布、景观的组织也与这条历史轴线紧密联系起来。浓郁的人文历史气息包容着这个新社区的组织结构、空间形态,提高了整个社区生活的文化品味。

 

  秩序是一个方面,非秩序又是另一方面。在设计中,采用了若干手法来弱化场地秩序。为了打破住宅单体排列组合所形成的秩序感,我们用一种“碎裂”式的路径组织基地内部的交通,用以弱化传统秩序的存在。在住宅单体的设计上,则采用错动阳台的手法来体现对家族聚居的等级秩序观念的瓦解。此外,还有不对称的门洞和坡度不同的斜面、单列的灯柱等等,均体现出对传统等级秩序的反讽。

 

3.2 异化的领域

 

  规划设计中,利用可视与不可视边界,充分调动各种手段来丰富领域的内涵。传统四合院民居的空间构成图式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街巷空间比以往容纳了更多的社会功能;院落空间从私用转向公用,并承担了邻里交往空间这一角色;宅院的表层褪化成住宅中简单的户门,国家权力系统以及文化制度的末梢轻易可触及每一处居所;女性权力获得张扬,传统宅院的层递私密性关系已荡然无存。

 

  在设计中,针对领域的异化,对空间构成做了各种变异性处理,以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下的生活。

 

  (1)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的一大特色。在旧城改造设计中,四合院的形态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四合院低层围合的空间形态同现实中的容积率要求相差甚大。所以,设计中以四合院形态中的庭院空间为设计的切入点,以组团院落空间层层深入,规整的院落布局及院落间景致的相互渗透对原有的四合院空间进行再次表达、再次深化与发展,从而形成神韵上的传承关系。

 

  (2)在基地中心,设置整个社区的中心庭院(也是整个社区的中心绿地),但其形状已发生变异:由传统的四面围合封闭式变成围而不合的半开敞式;由四方形变成渗透联系各小空间的风车形;由单层平面式变成多层立体式。在使用功能上,也将社会公共生活引入:在整个社区规划中,提出“城市街廊”的概念,它既是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贯穿社区的步行系统,也是一条地下商业轴,同时也是一条景观轴、文化轴。这条“城市街廊”把各个地块联系起来,利用古建筑之间的借景、透景、对景的手法,弱化各组团之间的关系,强化社区院落的二级管理。各庭院空间之间相互渗透,在视觉上增加有效绿地面积,从社区中心庭院的中心向四周呈立体风车状发散,形成景观的“肺细胞”形态。中心庭院开敞空间构成“肺叶”;步行景观走廊和透视走廊形成“支脉”,串联着各院落界面空间围合的“肺细胞”。整个空间构成形态相互渗透、相互借景,共生、共利,从而完成了传统庭院空间从单义性向多义性的转变。

 

  (3)斜穿整个基地的“城市街廊”(亦即“历史斜轴”)突破了传统街道的线性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转向多维发散性。“城市街廊”形成一条主轴步行街,在地面空间形成联系各组团步行系统的主轴,而在地下空间则与地铁出入口相联系,形成一条地下商业步行系统。两套步行系统利用不同标高界面,形成相互分隔,又相互联系的复合步行系统。同时,在“城市街廊”的设计中引入历史主题,增加地域的历史厚重感与人文关怀,使街道空间意义更加丰富。在设计中把历史著名的事件、人物与景观设计巧妙地结合起来,如戊戌广场、中央庭院的折桥的变异处理隐喻历史事件的突变;穿行的步行廊道上灯柱与光带也以历史事件为主题,这样贯穿整个社区的“城市街廊”不仅仅是游玩、购物的流线,更是铭记、怀念的场所。传统的街道空间其领域性质在此已发生变异,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公共生活。

 

  (4)对原有的有保留价值的四合院依据原有总体规划进行必要的迁建,形成一个独立的街区,使其原有的居住空间在使用功能上发生异化。可以在其中引入商业功能,如古玩交易、博物馆、特色餐饮等,目的在于使四合院得以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有了资金的保证,四合院区可进行自我修葺、保护与再生。四合院一条街在形态上与琉璃厂文化街形成空间上的呼应与延续,从而提升整个片区的旅游价值。

 

  危改项目常处于旧城区,有着细致的城市肌理和特定的聚居文化,采用何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延续城市传统文化的关键。在本次危改项目中,借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切题,尊重历史、尊重城市、尊重现实,并顾及将来。虽然本次危改项目面临拆迁量大、开发成本高、古建筑多、容积率高等设计难题,但由于采用了较适当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所以仍较好地处理了文物建筑、城市肌理的保护与新居住形态之间的矛盾。设计延续了历史的轴线、延续北京原有的城市脉络,在积极营造一种秩序与规律的同时,为人们提供找寻旧时的记忆、回顾历史的场所。现代生活高品质的体现是住宅设计兼备高功能、舒适性、自然和人文的归宿感,社区生活体现出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平衡、异域民族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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