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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日期: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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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度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状态。但几乎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虚无”论却有所抬头,20世纪末达到极端。如一位著名作家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人文精神”[1];更有学者称:“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化发轫……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一概没有”[2]。应该说,此类言论多系有感而发,代表了变革时期文化界、企业界部分人士的情绪,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历史与现实批判精神的增强。但运用这种“批判的武器”所得出的结论,却令人瞠目,发人深思。
中国历史文化整体的批判性认知,始自“五四”时期。其最大的收获,是激昂的纷争渐为理智的探讨所取代,主流上摒弃了“全盘西化”,确立起批判地继承和学习中西文化以创建中国新文明的“文明进化观”。因此,秉承民族文化自觉精神,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开展民族文化创新,对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是完全必要的。

一              
提倡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首先应对中华历史文化中的科学遗产客观、充分地予以肯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虚无论者认为“只有技术,而无科学”。表现是:“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3]。这是否事实,尚待有关专家进一步考证。但即使属实,也仅属中国科学的特殊之处,而且大约只是符合16~19世纪末的事实。因为西方直到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才“从神学中解放  出来”[4]。因为除数学外,尚有“各门科学”在。中华文明长达5 000余年,以约400年概括4 000多年;以数学概括全部科学,既不合逻辑,且又片面主观。
1. 关于科学语词及其与技术的联系。
中华科学虚无论者提出中国传统上“无科学”的论点兼论据之一是:中国人在19~20世纪之交严复译《原富》、梁启超撰《学与术》的“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科学与技术;“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3]。指国人一错再错、视“技术”为“科学”。不过,据此推断中国自古无科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两谬。“科学”确非中国固有语词。
19世纪末,康有为译介日本文献时首先使用该词;严复译《天演论》和《原富》把“Science”译成“科学”后,才广泛使用。但此前国人译英文“Science”时所用“格物致知”一词却很古老。春秋战国典籍《礼记•大学》中就有“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中国古人大都以“格物致知”表示“科学”类概念。这同科学的拉丁文和法文为“Scientia”,德文为“Wissenschaft”(意均为“学问”、“知识”),而不能证明古意大利、法国、德国无科学一样。况且,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格物致知”与不登大雅的“奇技淫巧”(技术)、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一贯有极森严的区分。企业管理论文R>大概说来,古代中国科学就是借“道”的旗帜发展的。科学与技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已是中国科技界的共识。技术概言之即动态、物化的科学。而若从发生学来看,“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观念形态,其萌芽与语言、社会性群体劳动、木石工具制造技术绝对地具有“共生性”,只是原始科学“混沌”,未独立、不系统罢了。古人类文明虽多源头发生因而存在时、空、量、质的差异,但中国乃其中一源,科学的发生与其他古国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科技史学界发现: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古代,科学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处在零散知识状态”,“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十分薄弱的”[5](P446)。
近代,科学与技术的联系逐渐密切,但主要是科学制导技术。而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则互为条件、密切难分。科学发展了,又推动技术进步。所以,将科学技术联称或简称“科技”,是生产、科学、技术发展高度社会化即各产业分工细化、协作紧密、相互依赖日增的一种必然反映。毕业论文 古代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薄弱”是指科学认知往往并不以独立技术为中介而相对直接地影响生产力。以建筑工程为例,始建于技术工具极为简陋落后的2200年前的秦长城,主要就是仰赖古代科学如数学(勘探、测算)、力学(改良操作)、管理学(组织协作劳动)等。
可见,古代科学的存在形式,是诸多零散知识技能的“混一”及其与生产过程的“混一”。马克思指出,古代管理知识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6](P362,370)。中国古代生产的发展,佐证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存在
2. 关于科学内涵。
中华科学虚无论者关于中国“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的论点兼论据之二是:http://www.51lunwen.com/qiyeguanli/2012/0729/lw201207292058013315.html将科学定义为纯粹的“求知”、“为己”之学。某学者便在赞成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如是说:“我生70余年,唯一记得的辨明唯西方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只有大约10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3]。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科学本体无目的与人们有目的地研究科学的统一性问题。
对此,中国学术界早已阐明:科学是认识客观规律与运用规律改良社会、自然的手段,人们无论研究纯粹科学或应用科学,都有一定目的。“为知识而知识”,就是一种目的。否则,科学便无存在的意义。在科学“虚无”言论中,充斥着类似的自相矛盾和情绪化,如“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每一个木匠,要作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这也是我们大肆宣传的,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几何学”[3]。这是以偏概全、文题自悖。
3.关于科学职业与科学家。受制于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科学的“混沌性”,还表现为古代科学家包括中外公认的一些科学巨人的非职业化、半职业化(其实西方也存在类似情况,但自16世纪后开始改变);大都曾是政府官员(如李冰、张衡、祖冲之等)。也有医生(如张仲景)、僧道、儒商兼医师(如李时珍)等。他们的造诣还常常是多方面的。这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论者论证中国“无科学”的论据之三,如20世纪50年代“才被树立起来的汉代大发明家张衡,我几十年前读中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文学家”,“张衡碑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评价不可谓不高,不过后人评论

却说‘……不能契于《易》’”,“这只能叫人倒抽一口冷气”[2]——以张衡这位“高才伟艺”、全球公认的古代世界级天文学家(提出浑天说并被定为古代官方学说)兼发明家来否认中国自古有科学,只认其为文学家,的确令人“倒抽冷气”。

二              
提倡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精神,还必须摆脱情绪化的简单否定或认同,从理论深度发掘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的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传统。
1.世界史揭示:实践的民主,同科学一样古老,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中国也不例外。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等相继对残存的印第安氏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发现氏族军政首脑由族民选举或撤换,成年男女在氏族议事会中享有平等表决权[7](P82)。史学家指出,这在其他原始民族中也存在过。在中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此后的燧人、神农、尧、舜等社会性劳动中的佼佼者之为氏族首脑或部落联盟领袖,均系氏族成员或氏族代表推举。原始社会后期,中国的氏族民主制演变成军事民主制(史称四岳十二牧),这和其他文明古国也很相似。古中国制度形态的民主进入奴隶制社会便逐渐消亡,直至20世纪初方建立起脆弱的“民主”制。这是中国民主较之欧美各国的特殊之处。究其因,除君主专制对中国民众的压迫时疾时缓和封建政经文化“超稳态”即特别顽固外,与始自16世纪而以19~20世纪中期为最剧的列强侵华也大有关系。列强除了掠华,主观上不愿、客观上也较少促进中国的文明进步。孙中山先生就曾揭露列强中反对向中国“输进新文明”的“黄祸”论者,实行“政治上之狡策”[8]。
不过,其间中国人争取“多数人统治”的实践从未止息——民主源出希腊文“Demokratia”,英文为“Democracy”,本意即指多数人的统治。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国度里,奴隶时代农奴的逃亡和反抗多不胜举;封建时代,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一类大型农民起义更是此伏彼起。这些“民主”实践虽只是造成了朝代和君王的更替,但它们正是专制压迫由疾而缓、时疾时缓的重要外因,也为更高形态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2.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与“超稳态”的封建社会,民主思想始终闪耀光华。而非某学者所言:“民主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所没有的”[3]。首当推崇的,恰恰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原始民主制的传承者与奴隶制民主思想的播火者。他不仅发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轻”的呼声,张扬“自由民”的重要社会地位,还构设了自由民参政的奴隶制民主议事制:“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萌芽时期,中华传统民主思想的发扬者。在《原君》中,他直击封建君主制:“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其后至五四前夕,更有王夫之、孙中山等志士仁人以笔乃至生命传递了民主精神之火。3.中华人文精神的个性。文化和传统归根结底,是特定人群的文化和传统。因此,人文精神自有其民族个性。西方人道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反对封建君权和神道,在世界史上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但人文精神不能以此为唯一参照。就人文精神的真谛——人本、人德、亲和与个性发展而言,中国很早就萌生了人文精神。
孔子“有教无类”及前引孟子“民贵、君轻”的论述,反映了中国人长期追求个性平等的心声。再以最能体现人伦、亲情的“孝”为例,英文的“filial piety(duty)”,意为:“correct behaviour towards a parent”(对长亲的虔敬),反映人类不同民族的感情相通。中文“孝”的内涵却更为全面,见《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明确了“物质责任”与“精神关爱”的双重含义。这虽属农业经济的产物,但较之某些外族“弃老、灭老”的古习俗,中华“孝”道显然更符合人德、人道。人文精神实质上是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由中国古典的“人本”、“孝”和“泛爱众”等思想推广开去,便形成了包括爱家爱国、尊老敬贤、“先天下忧”、创业兴邦、科教兴国等丰富内涵并向“民主政治”、“终极关怀”渐进的中国人文精神。这种中国式人文精神,应是当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基石。它也为中国尚欠发展的服务业及广大国企下岗人员提供了一种拓展、创业的思路。如在政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自主经营,多样、灵活地开拓社区服务、家庭医护、家庭养老服务等业务项目,就是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弘扬中华人道精神、义利合一的善举。

三                 
经济的“全球化”,呼唤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民主思想的复归与光大,实现中西优秀管理文化的融合,要求企业树立“和合”观念。企业管理创新论文>1.中华文化的“活性”特质。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目标奋进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华文化内蕴生机,是集合多元、浑成一体、蓄势而发的文化,明显地具备“活性”特征。中华文化的“活性”涵义有二:一为“活着”(being)的文化,即与其他一些具有独立起源但现今已死或支离破碎的文化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文化相比较,唯她硕果仅存。二为“成长着”(growing)的文化,即她是以汉文化为主流,从古至今、不断吸收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而生长壮大的一种民族文化。孙中山先生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晚到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8]。发展至今的中华文化,既传承着炎黄尧舜、孔墨老庄等先贤先哲的思想精华,又与世界先进文化紧相连接,就是有力的证明。近现代中国人秉承“文明进化观”,十分重视推陈出新。“现代化”语词,就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以后的“发明”——五四运动期间,在东西文化观的论争中,就有学者提出了“近代化”一词。
首先提出“现代化”的,则是曾一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先生。[9]1929年,胡适为英文刊物《基督教年鉴》撰《文化的冲突》,承认“全盘西化”乃是“用字的疏忽”,首倡“一心一意的现代化”。不久,中国学术界便通过自身的思辨,将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这比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早提出约20年。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具备了科学复兴和民主制度建设的大前提,经济、政治落后的面貌很快改变。到21世纪初,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23%,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51.14%,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33.62%;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83年的74%大幅降为50%。至此,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已提高到了一个可以向“信息化”迈进的新水平。其所以如此,既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如“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民族自尊与自强精神、“仁—礼—物”结合的中华人道与博爱精神;也得益对外开放和交流。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中国近20余年的向外学习及今后的参与“全球化”经济,离开中华传统文化活性的发扬,没有“和合”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我国先秦时期的“和合”观,可谓孔墨孟荀老庄诸子在哲学上的共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为人们所熟知的孔子的“中德”论,一为老子的“冲合”论。《老子•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中(冲)气以为和”,“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这种“和合”精神,既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华,也体现了中华先哲的科学智慧。例如,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至少印证了人类在自然生物链上的特定地位,决定了人类不可以对大自然“恣意妄为”,否则,将如《论语•八佾》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中国现代企业树立“和合”观,就是要在认识企业与人、自然、社会、国内外企业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的同时,不走极端路线、恶性竞争,而是“和而不同”、化解矛盾,使之协调并产生“或损之而益”的优化效果。这一思想与现代管理原理、现代系统科学原理都是相符的。因此,如果说中华人道和博爱精神乃中国现代企业精神之基石的话,“和合”精神则是在此基石上贯通企业其他精神的主干。在科学和民主的实践及人文精神的实现中,人们或许还存在不少缺失——中国、外国,东方、西方莫不如此。
但文化最首要的功能,是揭示“应然”。否则,无法“实然”。无论如何,不可动辄归咎传统文化。传统不是可任意抛弃的包袱,更非潘多拉魔盒。在几千年文明一脉传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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